2003年秋天，我在王府井涵芬楼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思想录》，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的哲学作品，它的译者是清华教授何兆武老先生。今年3月读了老先生口述的回忆录《上学记》，很有意思，明白为什么是他翻译的《思想录》，而且译得那么好了。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朋友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P42）
“要想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P46）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把另外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假如我们想象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P59-60）
“湖南原是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一直到清朝中叶，经济、文化都不甚发达，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可是清朝中叶以后，湖南的地位忽然重要起来，而且人才辈出，包括从陶澎、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再到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我没有能解释，几十年以后，历史所有个很熟的朋友，也是湖南人，他给出一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这条路断绝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打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而主要战场在江南一带，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湘军一去，不但掠得大量的财富，还把大量的图书，文物都弄到湖南，于是湖南一下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很多湖南人一下子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湖南的政治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文化也上去了。总的来说，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如20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天大多是美国人的了。”（P79）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有好象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侯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P101）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将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有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P113）
“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教授。噶邦福先生写过一本英文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其中谈到，人生有两个方面，有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两者有时很难协调。有人只知道捞钱享受，但也有的人过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热心的理论家、哲学家。他说，文化似乎也是这样，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质方面。比如希腊人就追求现实，所以他们注重肉体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爱情、荣誉、地位，到了中世纪就偏重于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圣徒，做灵魂圣洁的人。可是到了近代，这种追求又行不通了，于是又转回来追求物质享受，飞机越快越好，汽车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几百年。噶邦福教授介绍俄国学者索罗金（后在美国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过分地追求物质了，这种文明是sensational（物质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拨，再又该回到追求精神世界 文化去了，回到ideational（观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P166）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 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 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
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 is virtue.（知识即美德）
F. Bacon（培根）则是 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优点，就好象一个人，十全十美是没有的，一无是处的大概也很罕见。可是人们常常走极端，一说这个人好就好得不得了，一说这个人坏就臭得不得了，其实，不见得那么坏，也不见得那么好。我想，每个时代也是这，比如清末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也办了许多现代的工业、事业，虽然官僚体制的限制不可能让它有很大的成功，但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到了国民党时期也干了些事情，比如修了几条铁路，统一币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2009年4月25日伦敦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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